中国吸毒人数增加的社会原因
随着跨国毒品犯罪活动逐渐扩散到中国，我国的吸毒人口规模也日益庞大：截止到2014年4月，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数累计已达258万人；在这些吸毒人员中，吸食传统阿片类毒品的138 万人，占53%；吸食新兴合成毒品的117万人，占45%；吸食其他毒品的3万人，占2%。新兴合成毒品，因其令人兴奋和致幻的特殊功效，日益受到吸毒者的青睐和追捧，滥用人数年均增长36%，其中35 岁以下青少年占75%。与此同时，吸毒现象的盛行，为我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和社会成本：我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一些地方60%-80% 的“两抢一盗”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全国当前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有19.3%是注射吸毒所至；此外，吸食毒品还将导致精神失常、行为失控、暴力攻击、自杀自残和毒驾肇事等极端事件。因此对吸毒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国外社会科学界，将吸毒行为视做成瘾行为的一种，因此，对于吸毒行为和吸毒人群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病态心理学和社会病理学取向上，具体研究包括对吸毒青少年病态心理特征的分析，以及对家庭社会解组特征和青少年吸毒之间关系的探究。其他的主要研究关注点，包括对吸毒行为或毒品犯罪的社会后果的关注，如毒品和犯罪的关系，毒品流行对特定城市地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吸毒行为之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的探究，对某个国家的宏观毒情的判断和分析，以及对某个国家毒品社会政策形成进程的个案解析。
国内社会科学界关于吸毒现象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各主要社会科学对吸毒问题分别有自己的独特关注焦点，其中较成规模的，有对我国各历史阶段禁毒运动的历史研究，对我国毒品扩散现象(如毒品吸食人群和地域的扩散趋势)、毒品种类更新换代和吸毒人群变迁的公安学研究，有关于吸毒现象的公共卫生取向、社会工作取向的研究，以及关于吸毒成瘾现象的社会学研究。除此之外，其他学科的经验研究兴趣虽然规模较小，但仍然显示出其独特的学科取向，如女性学取向、民族学取向和法学取向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社会科学界关于吸毒社会现象的研究，除了少数例外，仍然以宏观趋势分析定性个案研究和制度分析为主。
综上所述，毒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相对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吸毒者个体层面出发进行分析，很少从吸毒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宏观结构方面出发进行分析，并且定量研究较少。从我国毒情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在毒品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毒品扩散的特征上，确实存在着差异，但是围绕着区域特征，提出深层次解释机制的研究却相当罕见，即吸毒者所处的微观地域，作为吸毒者个体之间进行社会互动、发生社会影响的最基本社会空间，长期以来被忽略了。本文依托第一作者作为主要技术执行专家参与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禁毒效果评估技术研究》课题组所采集的区县测试数据，尝试建立起空间特征和毒品流行之间的关系，也即课题组理论上假想的县级建制区的区域特征与该建制区内毒品流行的表象特征(如新增吸毒人口数)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定量关系，从而为社会学学科关于吸毒现象和毒品控制的研究增添新的可积累知识。
在全面评估各省毒情并广泛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文课题组以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北京、云南、广东、甘肃、辽宁和湖南这六个具有较高代表性的省份作为数据来源地，每个省份选取十个区县，分别采集各区县2006—2008年三年的基本数据，进入区县测试数据库。因此本文的分析单位是作为空间的行政建制区——区县。
本文第一作者全程负责了区县测试数据库的变量结构设计工作，因此，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已经将本文的定量解释逻辑考虑其中。本文的因变量，其理论概念是毒品流行的严重程度。原始数据采集表中，我们设计了多个操作化方案，试图从不同维度来测量一个地区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如各区县每年缴获的各类毒品(含传统阿片类毒品和新兴毒品)的数量，破获的各类涉毒案件(含毒品走私和易制毒化学品走私)的数量等。由于缺失值问题，本文选取缺失率相对较低的一个维度——吸毒规模(操作化为各区县年内新增吸毒人数这样一个计数变量)，作为测量因变量理论概念的操作化方案。
本文第一作者全程负责了区县测试数据库的变量结构设计工作，因此，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已经将本文的定量解释逻辑考虑其中。本文的因变量，其理论概念是毒品流行的严重程度。原始数据采集表中，我们设计了多个操作化方案，试图从不同维度来测量一个地区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如各区县每年缴获的各类毒品(含传统阿片类毒品和新兴毒品)的数量，破获的各类涉毒案件(含毒品走私和易制毒化学品走私)的数量等。由于缺失值问题，本文选取缺失率相对较低的一个维度——吸毒规模(操作化为各区县年内新增吸毒人数这样一个计数变量)，作为测量因变量理论概念的操作化方案。
自变量方面，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前期定性调查和专家访谈所获信息的基础上，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风险因素和区域社会控制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操作化为行政建制区所在的地区属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风险因素则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流动人口数、区域内有助于毒品消费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区域毒品市场地位三个维度；区域社会控制水平则操作化为禁毒专业警力总数和年度禁毒财政投入情况两个分变量。另外，本文还将区域社会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
这样，在区县测试数据库建立初始，本文的理论假设就已经形成了，分别是：1)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经由毒品市场渗透和毒品消费承担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 ，则该地区的毒品流行趋势越严重；2)一个地区(有利于毒情扩散的) 风险因素水平越高，则该地区的毒情越严重(表现为各类涉毒指标的高企)；3)一个地区的毒品社会控制力度越大，则有可能造成两个结果，分别为“社会抑制”(反映为对该地区毒情的有效控制和该地区毒情发展势头的缓减) 和“禁毒战果提升”(表现为各类禁毒战果指标的高企尽管本文在数据处理上选择了近似截面数据的表达，基本上放弃了对时间因素的处理，但仍然期待数据结果能够对社会控制力度这一分化了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全部60个样本区县中，由于2个区县的信息缺失情况比较严重，最终只有58个区县的数据进入到最后的分析中。
58个区县中，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区县的男性人口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该区县年度新增吸毒人口的可能性将提高3.7%，说明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吸毒者。另一方面，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青少年人口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该地区新增吸毒者的可能性也将提高2.0%。青少年作为潜在吸毒者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青少年群体处于社会角色转型的阈限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们兼具儿童和成人的特征，没有清晰的社会规范能够指导他们的生活，因此受同伴影响的可能性提高，再加上吸食毒品很可能被他们看做是反抗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符号或标志，因此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也更有可能成为毒品吸食者。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研究了当前青少年吸毒问题的复杂性，指出中国青少年首次尝试吸毒，既带有卷入社会问题的典型特征(如失业、做小姐、为黑社会讨债等)，又有情感因素的作用(比如失恋和做二奶的苦闷)，还有生理上的现实易感性(如解乏，缓解生理疼痛等)。但是，纵观这些表象背后，来自同伴群体的压力和朋友圈子的引介，都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这或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青少年卷入吸毒行为的具体机制。
再来看一下区域毒品市场地位这个变量的影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毒品市场地位这个变量在模型M3中不显著，但是在最终模型M5 中变得非常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作用之后，该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变得非常显著。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地区在毒品市场通道中居于核心地位，那么这个地区的毒品相对比较容易获得，从而有利于推动本区域内吸毒行为的形成和扩散。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处于毒品市场通道核心地位的县级建制区，其出现新增毒品吸食者的可能性是边缘地区的3.5倍，即提高了250%。因此，区域风险因素中的这一维度，对于一个地区的毒品流行，有很大的解释作用。
除了“区域毒品市场地位”这个变量之外，本模型中另外两个表征区域风险因素的变量——流动人口数量和特种娱乐场所数——与模型M3中相同，并不显著，但是其作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模型M5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一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每增加1万人，那么这个地区新增吸毒者的可能性由模型M3中的提高0.2%，变为降低0.2%；另一个变量特种娱乐场所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每增加1个，一个区域新增毒品吸食者的可能性由模型M3 中的提高0.05%，变为M5中的降低0.8%。这两个变量作用情况的变化说明，它们可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毒品流行影响因素，很可能只是条件关系：即只要存在良好的社会控制机制，切断毒品来源，那么这些因素就不会对一个地区的毒情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
第三个显著变量是“禁毒财政投入”这个变量。在模型M5中，虽说有更多的变量加入，但是禁毒财政投入变量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跟模型M4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禁毒财政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1万元)，则该区县新增吸毒人口的可能性将提高0.06%。这进一步支持了禁毒战果提升假设，即当一个地区禁毒财政投入增加时，禁毒力度提升，表现为禁毒战果数据的提升。而另一个社会控制变量“专业禁毒警力”，在加入其他变量后，由模型M4中的显著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专业禁毒警力的增加并不能很有成效地缓解一个地区的毒品问题。尽管如此，在这58个区县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专业禁毒警力每增加一个人，那么这个区域新增毒品吸食者的可能性降低0.14%，对于缓解这些地区的毒品问题还是起到了作用( 从而支持了社会抑制的假设)。总体说来，尽管相对于社会抑制假设而言，禁毒战果提升假设看起来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经验支持，但社会控制水平与一个地区毒品流行水平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比加以检验。
通过跨模型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地区毒品流行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自变量中，作用相对显著的，分别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毒品市场地位和禁毒财政投入这三个变量。在这三个变量中，区域发展经济水平和区域毒品市场地位与区内新增吸毒人数有着正向关系，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毒品市场地位越居于核心地位，则该区域的毒品问题越严重；第三个变量——区域禁毒财政投入——与一个地区毒品流行之间的关系，却具有复杂性：尽管禁毒财政投入变量支持了禁毒战果提升的假设，但仅仅利用截面数据，很难判断这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很有可能两者之间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即一个地区的毒情严重程度，将会影响该地区毒品社会控制的财政投入力度。这一点，需要利用面板数据等纵贯数据，引入时间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来做最终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