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生新型毒品吸毒意向及其影响因素
广州作为吸毒案例高发城市，根据目前报道， 单独针对广州市大学生新型毒品滥用意向的研究却不多。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常用于国内外各种与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的解释与预测。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最直接因素，其他因素都是经行为意向间接影响行为，行为意向可作为干预行为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态度、社会规范、自我效能对大学生新型毒品滥用意向的影响，为高校禁毒教育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广州市在校大学生。纳入标准：入学时间为2010年9月至2012年9月的广州市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的在校大一至大三学生，经知情同意参加调查。（由于大四年级学生都已进入专业领域实习，故未抽取）于2013年5－6月共调查广州市10所大学的在校生2650人，收回有效问卷2411份，应答率90.98％。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广州市79所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按照院校类别分层，重点大学抽取3所；二类本科抽取5所；大专院校所抽取2所，共抽取十所高校。每所抽中的大学中，再以专业分层，随机抽取4个专业，每个专业不分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级。调查时要求任课老师回避，由统一培训后的调查员将调查表发给学生，用统一的导言介绍填表的方法及内容，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强调是匿名填写，要求认真如实填写，问卷当场填写和回收。整理时剔除质量未达到要求的问卷（如缺项过多、有逻辑错误等），对有效问卷进行编号。
①滥用意向测量：在未来一年内是否可能尝试新型毒品（列明新型毒品的类型和名称）。答案从“1分＝肯定不会、2 分＝可能不会、3分＝可能会、4分＝肯定会”，大于一分则定义为有新型毒品滥用倾向。②新型毒品相关态度测量：参考国内外有关毒品态度调查表设计9 个问题调查对象有关新型毒品的态度， 内容包括正面态度（6个问题，如吸食新型毒品给人带来的好处多于负面影响，新型毒品是很新潮和时尚的），负面态度（3个问题，如吸食新型毒品使人感到羞耻、自责，新型毒品对人体是一种慢性毒药）共两个部分。每个问题测量答案为：1＝非常同意、2＝同意、3＝说不清、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其负面态度反向计分，对正负态度合计得分，分数越高则态度越正确。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态度正面得分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α＝0.881，结构效度分析中，产生1个主成分，解释0.841的变异；负面得分一致的Cronbach's α＝0.802，结构效度分析中，产生1个主成分，解释0.877 的变异。③社会规范：“据您所知，有无朋友或同学曾经尝试过新型毒品，1＝有，0＝无。”④拒绝自我效能：采用由Carrie等设计的药物使用抵抗自我效能量表，适用于测量未吸食过毒品的青少年的拒绝自我效能
2411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58±1.35） 岁，男、女生各占50.2％、49.8％ ，1、2、3年级各占47.3％、29.5％、23.2％，哲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理科、工科、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专业各占2.5％、2.5％、5％、12.5％、15％、22.5％、20％、12.5％、7.5％。6.8％的学生有新型毒品滥用意向。①基本情况：男生滥用意向明显高于女生（8.4％vs5.1％，OR＝0.587，P＜0.05）。一般情况中，高年级、一本二本学校、其他家庭类型、父亲受教育程度高、月花费＜1000均是保护因素（具体可见表1）。②态度、社会规范及自我效能：态度：反对态度与新型毒品滥用意向有负关联（OR＝0.756，P＜0.05）。社会规范： 有12.4％的大学生认为有同学或朋友尝试过新型毒品， 其滥用意向显著高于其他认为同学或朋友没有尝试过新型毒品的学生（6.0％vs12.4％，OR＝2.211，P＜0.05）。自我效能：与滥用意向呈显著负关联，得分高越高发生滥用意向的可能性越低（OR＝0.938，P＜0.05）。③校正分析：校正一般情况中的性别、年级、学校类别、家庭类型、父亲受教育程度、月花费，对其他变量进行分析，将所有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逐步法）纳入模型， 得到7个有统计学意义的独立影响因素， 其OR值及95％CI为：性别0.607（0.452，0.816）、年级0.425（0.259，0.698）、学校类别0.681（0.478，0.969）、月花费1.611（1.133，2.290）、态度得分0.668（0.640，0.697）、社会规范1.596（1.080，2.360）、自我效能0.938（0.918，0.958），所有P＜0.05，其他变量则无统计学意义，包括年龄1.158（0.760，1.765）、民族1.769（0.908，3.444）、父亲受教育程度1.025（0.426，2.469）、0.930（0.382，2.266）、母亲受教育程度1.259（0.615，2.577）、1.495（0.491，1.207）、家庭类型1.265（0.914／1.750）、1.242（0.784，1.966）、生源地0.742（0.520，1.060）、0.832 （0.577，1.198）、成绩1.043（0.652，1.669）、1.081（0.671，1.741）、1.403（0.785，2.507）、家庭人均月收入1.051（0.704，1.568）、有无接受禁毒教育0.765（0233，2.513）。
本次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随机抽取广州2411名大学生作为样本，调查得出6.8％的学生有新型毒品滥用意向，略低于龚洁等2007年报告武汉市青少年的10％，可能因后者样本仅包括一所高校且没有区分一、二类本科及专科而导致滥用意向发生率会偏高。滥用意向可直接影响滥用行为，高滥用意向可提高滥用风险，使高校学生滥用率上升。本研究控制基本情况的影响，分析得出对待新型毒品态度越正确、社会规范越强、拒绝自我效能越高则滥用意向越低， 而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这三者可通过直接影响新型毒品的滥用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因此对学生的态度、社会规范及自我效能进行干预对防止新型毒品滥用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显示新型毒品滥用意向与新型毒品的使用有显著正关联（OR＝14.608）。滥用意向可作为研究新型毒品使用的重要指标，用以监测毒品滥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属于滥用意向高危人群，可见应根据男女生差异增加不同性别的禁毒教育板块。大一新生滥用意向远高于大二、三的学生，Gold等的研究表明大一新生更容易对危险行为有错误的认知从而増加危险行为发生风险。可见新生的禁毒教育需着重加强。本研究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学生滥用意向远高于其他学生，可能父亲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教养方式，从而影响学生的滥用意向。易静等的研究亦表示父母文化程度高者可降低孩子出现不良健康行为如药物滥用等的几率。Jang等研究也显示父母亲参与禁毒教育活动可有效减弱药物滥用同伴效应的不良影响。说明禁毒教育中学校应对家庭教育方式给予一定指导，父母配合参与可取得更好效果。
对新型毒品态度研究结果显示，同意“新型毒品给人带来的好处多于其负面影响”的有26.1％。即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新型毒品持正面评价。可能由于大学生接受禁毒教育以传统毒品为主，新型毒品是参照传统毒品认知的，因此容易对新型毒品持有与传统毒品相反的态度。说明禁毒教育中需要增加以新型毒品为主，与传统毒品的异同对比为辅的知识教育。同意“吸食新型毒品能够缓解压力，表现更出色”的有23.4％，说明大学生若心理压力无法得到疏导，有一部分的学生会产生新型毒品滥用意向。可见禁毒教育中需要配合高校提供更多正确的解压途径。同意“吸食新型毒品可以减肥”的有30.8％，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对减肥认知及新型毒品态度均错误与国外青少年一样缺乏对生长发育及减肥知识方面的健康指导，早期禁毒教育中需加入相应模块以预防产生新型毒品滥用意向。对新型毒品的社会规范越低，即对周围人吸食毒品的可接受度越高，可增加产生滥用意向的风险。在Perkins的饮酒研究中亦表明社会规范越低即认为身边同学饮酒量越大从而容许自己饮酒量增加。由于社会规范还可受同伴效应影响，因此应增加同伴教育形式的禁毒活动以增强社会规范。拒绝自我效能表示控制自我拒绝毒品的能力，能力越强则滥用意向发生风险越低。Barkin等的研究亦显示增强学生的拒绝毒品技巧及自我效能同时提高决断能力可以减少药物滥用。说明禁毒教育中应增加拒绝毒品技巧及社交技巧的训练。
现新型毒品滥用形势发展迅猛，而我国禁毒教育形式却较为单一。根据研究结果，可就不同对象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增加以新型毒品为主的形式多样化的教育活动。应建立以家庭为本、学校动员、社会协调的全方面禁毒方针。高校可增加如新型毒品健康相关知识宣传、同伴教育、拒绝技巧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等板块帮助学生建立对待新型毒品正确态度，增强社会规范及提高拒绝自我效能。